13 comments on “空耳的歷史還是故事

  1. 學者:民進黨把轉型正義搞爛、搞臭
    2008/02/27 聯合報

    【記者鄭任汶/台北報導】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昨晚接受部分715學者的「考問」。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吳叡人直指,為了選舉的短期考量,民進黨把一個珍貴的進步價值──轉型正義──搞爛、搞臭了,而謝長廷作為民進黨領導人之一也難辭其咎。吳叡人說,他對主張和解共生和命運共同體的謝長廷有所期待,但是謝必須用具體的行動為民進黨贖罪。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姚人多表示,過去知識分子支持民進黨是一件驕傲的事,但今天知識分子承認自己還支持民進黨卻是件需要勇氣的事;他並問謝長廷說,「你跟陳總統有什麼不同?」如果同意的話,到底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以及如何跟陳總統切割?
    吳叡人說,對於轉型正義,陳水扁總統利用歷史,而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掩蓋歷史。他指出,把轉型正義當成選舉工具,划算嗎?台灣人長期受外來政權壓迫的歷史悲情,是黨外和民進黨追求民主自覺最重要的情感動力,這份情感曾是真實的,也因此獲得人民的共鳴和支持;很不幸的,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民進黨政治人物開始學會理性計算,該在什麼時機、用什麼方法,將同胞真摯的情感轉換成最多的選票。
    吳叡人指出,執政將近八年,有六、七年時間對轉型正義毫無興趣,直到政權遭遇危機才突然開始積極推動,例如:用最粗糙性急的方式進行中正紀念堂改名,不惜引發社會對立,一切為了選舉。但在一次一次被操縱利用後,人民的熱情終於冷卻;立委的大敗,就是人民對民進黨消費轉型正義最清楚的答覆。
    吳叡人說,謝長廷被抹黑為線民的事件中,國民黨不愧是玩弄人性黑暗面的行家:他們看準在這個時機出手,人民已經不想為民進黨辯護,因此對謝長廷的傷害也最大;看到過去的加害者膽敢用含混不清的證據指鹿為馬、把民主運動的功臣抹黑成加害者,這是轉型正義被政治鬥爭所惡用,最令人髮指、令人痛心的個案。
    【記者黃雅詩/台北報導】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長陳芳明等多位親綠學者昨天舉辦「挑戰謝長廷」座談會,各界關注曾參與倒扁的親綠學者是否將出面挺謝。不過,中研院研究員吳乃德昨天僅低調打趣,他「人微言輕」,出面挺誰不會有影響。

  2. 拿過去綁架未來
    2016年4月28日 蘋果日報 蘋論

    基於下列理由,轉型正義需要再度思考,並延到2年後再實施。
    首先,新政府甫一上台就進行轉型正義,會激起多年既得利益勢力的憤怒與反彈。國民黨內已經對民進黨針對其黨產,認為是政治清算鬥爭,已誓言焦土作戰。
    其次,新政府剛就任還沒政績就推動轉型正義,予人「不會建設,只會鬥爭」的負面印象;而新政權尚未穩固,權威性不足,強行轉型正義,會激起不必要的紛擾,反而拖延到當前重大、急迫的政策例如經濟等。
    再說,2年後在政績燦爛的基礎上緩步推動轉型正義,較為容易,也讓反對黨沒有藉口杯葛、阻擋,民意也支持。
    由於轉型正義很大部分是屬於歷史問題,而且已處理得差不多了。歷史問題最難搞,真相難明,曠日廢時又牽動情緒,所以更應該過2年再進行。處理歷史問題的原則,是鄧小平關於中共處理歷史問題的指示「處理歷史問題,要宜粗不宜細」,而且應該宜寬不宜緊。
    因為歷史事件如二二八、白色恐怖等太複雜,仔細處理絕對治絲益棼,吵來吵去自亂陣腳,影響正常業務的進展。
    蔡英文論轉型正義時說了一句智慧的話,「轉型正義只能做一次」。若一再重複,多次輾轉,必將彈性疲乏,師老無功,紛擾不斷。
    雖然我們主張2年後再進行轉型正義,但已有全民共識的、非意識形態的可以先做,像是黨產處理與訂定政黨法等。
    轉型正義很可貴,應該做,但很容易流於激情與民粹,所以不可刺激民眾情緒。我們也不可以拿過去綁架未來,老是沉溺於以前的枝枝節節,還得寸進尺,蔡英文、民進黨和台灣都不會有前途。

  3. 請用「透澈的研究」代替「想像」
    ──以「二二八事件」為例,解開當前台灣悲劇的糾結
    2007/03/01 苦勞網 郭譽孚

    近數月來,有「百萬人倒扁運動」,表示要跳出藍綠對立的觀點,藉此創造出一個全民深化完整民主教育的機會 ─ 發起人施先生將這完整的民主,以中國傳統諺語之「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以表明之,實在深入淺出,可見施先生愛我台灣民主之深心;然而,欲以救島嶼在扁貪腐治下苦痛瀕於將死的民心,古語所謂「七年之病,應求三年之艾」,施先生的努力自是可歌可泣,但就事實情勢言之,是否此舉真就已足夠「懲前毖後」,幫助我們島嶼的民主從此步上坦途?

    我們都知道,今天島內扁府邸弊案竟會發展成社會上「挺扁」與「反扁」嚴重對立的現象,其實,並不是「挺扁」朋友們都不接受扁府邸弊案的真實性;也不是他們竟否認「禮義廉恥」的重要性;而主要是由於「挺扁」的朋友們對於對方有著似乎來自敵我關係的強烈不信任 ─ 那是一種源於族群歷史衝突的強烈不信任,它所喚起歷史情緒的力量才可能凌駕在現實德目的價值之上。

    本文在此談論我們台灣史上重要的歷史悲劇「二二八事件」,就是因為它總是帶給社會的族群關係帶來強烈的衝擊,研究者以為如果不能正確處理那段歷史悲劇的真相,我們社會的潛力與動能必然仍將因為內部的撕裂、衝突而內耗殆盡。換言之,我們社會當前的問題可能那麼單純嗎?如果真是「倒扁成功」,甚至也樹立了良好的新制度,難道我們島嶼的前途就一片光明了嗎 ─ 如果不優先處理內部族群撕裂的問題。所以,在此時此刻我要在此提出我「用「透徹的研究」代替「想像」」的觀點,以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為例子,來試解當前台灣悲劇的糾結。

    「二二八事件」,是一樁常常引發我們社會內部這種不信任的的歷史悲劇。它的真相太久被當做政治禁忌而掩藏,一旦社會解禁之後,因人類心理的自然反彈,社會禁忌就此不僅成為顯學,成為許多聞名而來者意欲一遊的勝地,同時,掩藏者或設立禁忌者自然易於成了社會的眾矢之的 ─ 幾乎人人都可以痛心疾首地攻擊他們 ─ 然而,她們是否真的理解史實真相?已相當深入地釐清了悲劇真相的各方面?

    這也是本文下面要談的史實 ─ 大概極少人讀過下面關於「島內日產爭奪」、「日本的設計」、「美國的設計」之描述 ─ 以下依序提供給熱愛台灣與關懷台灣前途的朋友們參考。

    【關於「島內日產爭奪問題」】

    國府來台前,日本少壯軍人曾威脅林獻堂先生公開在台北展開接收日人產業,該事件四處流傳,引起各地有力人士的效尤,也造成了地方上皇民間對於日產的爭奪;它造成了國府來台前的社會不安,這爭奪日產的不安一直延續到「二二八事件」的前夕。下引當年的史實:

    當年著名幾位耆老與名人,曾經留下這樣的證詞:

    「本島人記者當中沒有一個人接收了日本人的家產。大澤台日主筆的千金勸我住進她的一個親戚的位於御成町的房子,…可是我回答說日本人的屋子是國家的財產,所以我不想要。」〈見於「台灣連翹」,吳濁流著,草根版,頁153〉

    「日本投降後未久,政府曾嚴禁止日產私自買賣。然守法者吃虧,玩法者竟佔便宜;有一部份渾水摸魚,勾結取巧之徒,趁機與日人私相授受,佔便宜者不在少數;於余省參議員任內受一巨賈糾纏,欲余於其請願書上蓋章,請政府認定十月十六日以前為合法;雖有不少參議員經已簽蓋,余則嚴拒之。蓋某巨賈曾於日本投降後,在台北購得若干大廈也。」〈「六十回憶」,韓石泉著,韓內科醫院1956年印行,頁103、104〉

    「那裡是台東最有名的助產士的住家兼產院,庭園很美,所以台東婦女界的名流虎視眈眈早就看上了,我們卻全然不知。……如此緣由,我們便住進了那房子,但卻也因此觸怒了早就把這房子視為囊中物的婦女會長……從此遭她陷害。如果當時沒有去台東,在台北我有很多日本友人,要想住更好的房子只要在他們歸國前去住就可以了。但現在想來,台北市城內的商店或日本人的高級住宅,都那樣地被有權勢的人強佔為私人財產,……」〈「人生的三稜鏡」,楊千鶴著,前衛出版社 1995年印行,頁259〉

    「戰爭結束後,待遣回的日本人將他們原有的房子送給與他們有親交的台籍人士,……台大名教授中都有受贈的人……有的人全靠接收成為巨富。……光復後登場的台灣巨富中,有很多人是背負著如上的原罪 ─ 非法接收。」〈「林衡道先生訪問纪錄」,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中研院近史所〉

    最後,再看當時另一段夾雜著若干外省族群新資料的,但值得參考的紀錄:

    「光復後,警察力低落,於是友仔〈無賴、流氓〉、鱸鰻、地痞等開始為非作歹起來,進入日本人經營的食堂白吃、白喝而不會感到羞恥的人也有。不但這樣,也有破壞公共物品,盜伐路樹或保安林,偷剪電線的。和外省份子一模一樣而開始做不道德競爭了。日據時代,在路上檢到遺物也不會當做自己的;可以說,治安十分良好,但光復後上面薄薄的鍍金剝落,現出底子,露出了醜陋的面貌來了。尤其是房子或店舖的接收上,本省的不良份子和外省的一部份詐欺者對抗,使用武力的事件連續不斷地發生。其中以大正汀的房子或城內店舖的接收的爭奪戰最為激烈,甚至有時還會聽到槍聲。」〈「無花果」,吳濁流著,草根出版社1995年印行,頁163〉

    可惜,在近十餘年來成為當代顯學的「二二八事件」之所謂「學術研究」中,為何似乎從來沒有對於這種複雜問題的報告?追究為何日人要迫林獻堂老先生公開接收,為何若干我們台人竟自行爭相接收?而此一問題到「二二八事件」演成國際矚目的大事件時,竟仍能成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公開提出的三十二條件,甚至在後來因又主張「撤銷警備總部」等十條件而被視為「叛亂暴民」時,它又成為所增提的該十條要求之一。

    【關於「在日本的設計之中」】

    前面提到戰後日本少壯軍人曾威脅林獻堂先生公開接收日人產業,帶動了我台人的接收風潮,在此等於給大家一個歷史背景的註腳,那是國府來台前,日本軍人在戰後台灣自治運動中企圖拉攏地方領袖的作為,但是,地方上的鬥爭就被引發了。然而,就只是那樣嗎?擅長圍棋的日本人所配合的謀略,應該還有經濟上的漂亮狠招,那是日人在1945年9月,國府來台前,把戰後理應作廢的巨額鈔票整飛機地運來台灣,以退休或資遣的名義發下,既救濟了日人,也攏絡了與日協力的台人,這巨額的鈔票也把台灣的物資狠狠的吸光,然而,我們所有的台人則共嚐通貨猛漲的苦果 ─ 相反地,卻會回味日人軍事統制下的物價的平順 ─ 更離奇的,則是他們似乎極善於導演,因此展示了一幅可以「垂範萬世」的撤退演出,請看下面的引述的史實資料 ─

    先看明知道「台灣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鹽見俊二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文英堂2001年11月出版,頁20〉且「必會發生產業方面異常的衰退現象」〈同上書,頁8〉,卻負責運輸鈔票與「慷慨」散發鈔票的日本官員的自述:

    「昭雄代表銀行負責紙幣飛行的安全,另派兩人在機上終日看著這批巨額紙幣。……在這一段飛行時間中,我是一直爬在那一堆台銀券上的。」〈同上書,頁21〉

    「總督府對於日本人官員宣稱,台灣雖然因波茨坦宣言而變成中國的領土,但在台日本人官員仍保有其官員身分,故將對他們支付至明年三月之薪餉和退職金,而對國策公司和一般公司也採取了相同措施。」〈同上書,46、47〉

    再看這一飛機的巨額鈔票被「慷慨」透過日人與部分協力台人投入台灣市場後,引起的物價波動。據當時的物價統計資料的史實:「1945年8月,白米每斤 0.2元;10月,每斤3.6元;11月,每斤12元;1946年2月,每斤16.8元;4月,每斤20元;……」〈引自「台灣四百年史」,史明著,頁 737。〉

    換言之,也就是,在整飛機巨額鈔票進入台灣市場後,在國府來台以前,已造成物資嚴重缺乏的局面,米價膨脹已近二十倍;換言之,相對於此,由陳儀1945年10月底抵台至1946年4月間的米價的膨脹,竟還不到2倍,可見得陳儀抵台初期在物價的控制上,已相當盡力,但是,陳氏的努力並不能抵抗戰後經濟統制取消後,我台人心中前述戰後初期日人設計米價狂飆的潛在恐怖;當時耆宿留下的歷史資料所指出的「到停戰為止,雖然通貨比戰前膨脹五倍,可是由於『強制國民儲蓄』的關係,事實上流用在民間的通貨量和戰前同樣。(在林白版稱『差不多』)」〈「無花果」,吳濁流著,草根出版社,1995年印行,頁140。〉正是為我們提示了當年台灣經濟失控的部分真相。

    也是這樣,然後才能恍然大悟於我們官方「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相關的那一段,實在是過分簡單的描述,所謂

    「陳儀主持台政不到半年,物價即大為波動,例如,米一斤原來只賣1.5元,但民國三十五年初,台北的米價就漲到一斤10元以上,到三十六年二月,已漲到一斤32元,此為台人過去所未曾遭遇過的生活經驗。」〈頁7、8〉

    該官方報告所謂「此為台人過去所未曾遭遇過的生活經驗。」,把台灣戰後首次嚴重通貨膨脹的賬混淆地算到陳儀頭上,真能算是學術研究的嚴謹成果嗎?民間人士的我不知道,但是,上述史料讓我知道,當時確是有比官方報告更複雜的、被混淆的真相。同時也知道,這時,我們所有的台灣人共嚐了那日人設計的通貨猛漲之苦果 ─ 成了往後「二二八事件」的經濟原因。

    最後,也應該一提的,是流傳於戰後台灣的日本人風範 ─ 見於不少名人的回憶:例如,不但,送女兒去日本留學,又讓兒子娶個日本女人的外省籍官員汪彝定所謂的「前一批日僑剛剛遣送上船,她們所寄居的海關大樓,卻打掃得相當清潔。我問管理的人到底是誰打掃的,她們說日本人走時,每一戶人家都自行打掃清潔。我心裡不禁暗想,一個戰敗的民族,都已被強迫遣送回國,卻仍能維持臨危不亂的態度,……」〈「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著,商周文化出版,頁39〉就是一例;然而,真的日本人當年是如此單純、理想地「臨危不亂」嗎?

    請參看日本人當年自身透露的相反資料 ─ 確實絕非「臨危不亂」的。

    日本名記者伊藤金次郎曾寫下日人離台時的如此史實:

    「發生在一些小隊的是,每次用餐時間,先到的人毫不客氣的搶下大量飯菜,使得後到的人吃不到東西;此外,明知道不留意環境衛生的話,會有發生傳染病之虞,卻沒有人願意清掃住所內外;甚至,有人還趁夜陰從走廊上放尿,或在屋頂平台上大便。」〈「台灣不可欺記」,頁33、34。〉

    而日本人回到日本所見的情形是 ─

    「軍人、官員、軍需工廠員工等開始爭先分配物資。他們的口號是『與其要給敵人拿去,不如……』。原來是這種人物在主導戰爭的。……街上的市民臉色蒼白,所帶的包巾中的東西,不是趁混亂取得的軍用物資,就是在黑市市場買來的東西。」〈「祕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頁10~11。〉

    日本警政學者杉木守義的記述下,則是日本全國是那樣的情景:

    「日本……在公生活方面,國家失墜威信,國民喪失其生存目標,以致道義頹廢。在私生活方面,各種犯罪層出不窮,社會不安益趨嚴重,遂使國內陷入混亂及無警察之狀態。」〈「警察勤務之基本問題」,胡福相譯,台灣省警察學校印行,頁46~47。〉

    那麼,難道是在台灣的日本人特別受到什麼特殊的教育或加持?此時,再看省籍反日耆宿吳濁流在回憶錄中,不只是有極其同情日人的所謂

    「日本的統制經濟和停戰同時崩潰了。因為八年的戰爭而物資缺乏,疲敝困憊之際,加上統制經濟的體制崩潰,於是米的配給將斷絕,因此米價只有每天上漲了。首先依靠日本政權生活的官吏薪水階級者,發出了哀叫,加上日本銀行券的千圓鈔票上,加印台灣銀行幾個字的鈔票出籠,貨幣就驟然膨脹而更加刺激了物價的上漲。丟了職的日本官吏立刻跌入生活困境,有些人就打發家屬出外工作:小孩去賣香煙,女人就開露天店舖。無罪而純真的小孩不准上學,對著街上來往的人們點著頭『叔叔,請買一包香煙吧!』……」〈「無花果」,吳濁流著,前衛版,頁142〉

    更有吳濁流先生表現其極為心折的描述,那所謂:

    「那些曾經與我共事的日本記者們,率先垂範,成為一個團體而像苦力般地工作著。在街上看到他們頭上纏著白布賣力工作的樣子,實在悲壯極了。住在這個市營住宅區的貧民最先被遣送回國,但是當他們要離開的時候,實行所謂『要離開的鳥兒不弄髒窩』,於是把紙門重新裱好,然後離開。我看到這種情形說不出有多少感慨。」

    然而是否應該研究,那些「臨危不亂」的「垂範」表現,是怎麼來的?作為研究者,我的理性不相信此時會有什麼特殊的教育或神秘的加持 ─

    如果我們還記得前述的日本人設計,是否由於,在我台灣人早已普遍受到通貨膨脹的壓力時,深知已是待罪之身的他們,上級由市面上搜購囤積的民生必需品,必然仍使他們能高枕無憂,他們怎會不深深感念上級長官的照顧,而萬事聽從上級的指導與規定呢? ─ 所以,那史實應該並不是在台灣的日本人特別優質,應該是日本人在離台前留下了那麼利害,讓人不加研究就難以識破的,卻害慘我台灣人的設計 ─ 而這些對於日本人虛偽的美好印象,是否可能也是當年社會由戰亂復員難行走向「二二八事件」衝突的重要心理因素!

    【關於「在美國的設計之中」】

    前面提到動搖戰後台灣經濟,製造通貨膨脹的日本設計,然而,那整飛機的日本銀行印刷加蓋台灣銀行字樣的千元大鈔是戰後由東京運來台灣的,依當時盟國佔領軍執掌,該大批鈔券運出必須經過美軍最高當局的許可,換言之,美國對於戰後台灣那第一次難以遏抑的通貨膨脹應該絕對有相當的責任。

    不過,更重要的,應該是美國於太平洋西岸的台灣原來曾有的設計與戰後的態度;這方面,其學術研究也不受人們所重視,往往只有少數左翼資料中論述。

    下面,本文就簡述左翼資料中較習見的的資料,再詳述其他幾乎完全不見於流行論述者。

    要理解美國的設計,首先要理解自美國在東方崛起的1900年以來,世界戰略局勢的推移,與美國那極現實的外交一貫政策。台灣只是他在棋局中的次要棋子。

    1900年,還是大英帝國稱霸世界的時代,美國經過美西戰爭取得了台灣南方的菲律賓,立刻就與日本簽訂了彼此相互尊重殖民地主權的條約。1905年,為了阻止俄國南下的威脅,美國羅斯福總統在英國支持下,不但出面促成了日俄戰爭的停戰與訂立和約,又給予日本可以幫助消化東三省的貸款;此後,美日關係都相當密切,要直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變,美國才充分感覺到日本的不可信任。大戰中,設計如何處置戰後世界的美國戰略當局,就有美國回到菲律賓,同時,以海軍戰略攻取台灣設立軍政府的考慮 ─ 然而,該一設計當年並未得實踐,就被美國麥克阿瑟以優先佔領菲律賓的主張所取代,台灣因此避開了登陸大戰的摧殘;然而,輪到指點戰後江山的美國掌握霸權時,卻發現他不只把台灣放在日本局勢之後來考慮,也把台灣放在中國局勢之中來考慮 ─ 尤其,當1947年台灣局勢動盪,美國海軍情報單位在台灣民間的活動已取得若干呼應而試圖取得官方正式支持有以行動之際,那真是該單位苦心積慮後所收到的一個壞消息。

    下面,我們先來看美國的設計,是如何把台灣放在日本局勢之後來考慮的。

    那是1946年7月,在戰後東京一片殘破與蕭條,民不聊生,盜賊橫行的大環境中,麥帥的盟軍總部正苦於如何恢復社會秩序以進一步推動經濟的復興,這時發生了我們歷史研究者絕少關切的「東京澀谷屠殺事件」。

    當時,不僅東京,整個日本都在美國管制之下 ─ 所有地方治安都受美軍節制,日警平時只能配刀,不能配槍;日警處理台灣人事件規定應該會同美國憲兵 ─ 這個當時廣受我台灣媒體注意的,我們台灣人在東京澀谷區被一群日警集體槍殺的慘案 ─ 我台灣人車隊受槍擊的彈痕達五百餘發之歷史資料如下:

    當時的日本社會秩序動亂之一斑是 ─

    「現在上電車、火車時,都爭先恐後,你擠我推,甚至從窗口爬進去,店家下午四時就關了店門,晚上時有搶劫;以前鄉下的強盜破門而入,至多只憑一把刀子,現在他們都帶的是手槍……」(「東京通信戰:敗後的日本」,味橄著,觀察周刊,1946年9月)

    澀谷事件的情況,依據親涉其中的我台灣人的記錄是這樣的:

    「七月十九日,松田組與台灣人攤販在新橋對峙。……當時我也在場,地痞流氓大喊:『今天這一場是經聯軍總部和警視廳許可的,大家打個痛快吧!』 …為地痞流氓恫嚇的台灣人便請……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派出二輛吉普車開路,後面五輛卡車分載著台灣人,從廣尾向涉谷車站出發。……武警與流氓集團在涉谷警署前伺機而動;被矇在鼓裡的中國代表團在到達涉谷警察署前時,……警察與流氓聯軍朝卡車開槍。第一部卡車的司機當場死亡。我和弟弟在最後一輛卡車上。我們那輛車的司機聽見開槍的聲音,嚇了一大跳,當下決定開往別條道路,我們才能倖免於難。」〈「我的抗日天命」,林歲德著,前衛出版社,頁 108~110〉

    他對美國軍事法庭審理該案的結局,表現了極大的憤怒,指出:

    「……這兩次事件是日本警察聯合全關東的流氓襲擊、毆打我們台灣人,掠奪我們的商品,更奪走我們的性命。」〈同上書,頁110〉

    「恰似關東大地震時警察放出『朝鮮人暴動』耳語,屠殺眾多朝鮮人一般。」〈同上書,頁108〉

    「被屠殺者及負傷者含冤莫白,而日本警察與流氓聯合大隊卻絲毫未被追究責任。兩事件一開始就在聯軍總部的默認下進行……」〈同上書,頁111〉

    然後我們還可以看另一資料,那是裘劭恆檢察官,南京方面請他出任審理澀谷事件的中美混合法庭法官,他在美軍顯然欲掩護日警的情況下,除了在審理中堅持自行質問日警,在宣判前更據理反對其錯誤判決外;最後,當他在美方已做錯誤宣判,尚未退席前,由法官席上起立,鄭重宣言,悲憤的那一幕回憶 ─

    「我作為本法庭的法官之一,不同意剛才的判決。檢察官的起訴沒有把合理的懷疑排除,因而他沒有按照法律來判決……」

    「排列在法庭門內的被告們,被宣告有罪翻譯出來時,沒有人哭,裘法官的這番話翻譯出來時,卻讓許多人落淚了。站在前排的一個大個子,竟是涕泗縱橫。」〈引自「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郭譽孚著,頁158〉。

    另一可為印證的是,當時著名的法國新聞社,對於該美軍法庭最後對此慘案的錯誤判決,也表示了外國人的同情,所稱

    「日本警察取締台灣僑胞攤販,引起不滿,一度發生衝突,事後有台胞37人被捕。10月美國軍事法庭竟將此輩判處徒刑兩年,期滿驅逐出境。外僑對於此種重罰,均為之側目;或咸謂攤販滋事,無非為吃飯問題,並無罪過。」〈1946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報〉

    也讓我們可以由各方面印證當時我台灣人當時的處境。這也就是在美國設計下,我們台灣人被放在日本局勢後考慮的情況。

    不過,也正是這件轟動國際,驚動全台媒體的事件,它在二二八事件的半年前發生,至1946年底,即二二八悲劇前兩個多月時,竟發展成為當年台北的「反美日大示威」,可能對於後來二二八事件的發展產生了不可輕忽的作用。

    最後,我們再來談美國的設計,「二二八事件」當年他們是如何把台灣放在中國局勢之中來考慮,甚至最後有主其事的美國人柯爾感慨地認為,那是「美國出賣了台灣」的設計。

    下面就是當年那位美國主事者所撰述的幾段重要史料:

    「〈1945〉9月10日,第三批美國代表到達了,這是一個十五人官兵的工作隊,他們……代表美國的戰略情報部……」

    「美國戰略情報部工作人員犯了大錯,……戰略情報的軍官們為了要調查民意,結果笨得出奇地在街上隨便攬住人便詢問起來,他們還帶了些翻譯官,被攬的台灣人都嚇了一跳,而且被問的問題是,第一、他們要繼續被中國人統治嗎?或是第二、回到日本人的統治呢?或者第三、由聯合國託管而暫由美國管理呢?」〈上引兩段引自「被出賣的台灣」,柯爾著,頁90、115。〉

    此外,在1946年二、三月間,台灣人的客籍領袖、國民黨省黨部連任委員、國府的監察委員丘念台在上海準備來台期間,所遇的盟軍軍官,竟明目張膽地對丘先生那樣身份的人所說出的:「您回台以後,如果感到民眾不滿現實政治,不妨和我們聯絡,我們軍部派有人在台灣,我現在寫一封信介紹您去見他,希望時常和他保持聯繫。」〈「嶺海微飆」,丘念台著,中華日報印行,頁250。〉

    這些就是前述日本投降的直後,美國對盟軍中華民國的台灣所做的公開工作。

    再看前述那位美國主事者之一,柯爾先生所留下來,能為我們勾勒出那個時代背景的幾段重要資料 ─

    「舉例來說,在1946年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分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 ─ 其發生及功能』,這本小冊子像其他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從下列的幾句話,可以看出不負責任的美國宣傳小冊的一斑,而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這些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被出賣的台灣」,喬治‧柯爾著,陳榮成譯,前衛出版社1996年印行,頁224。〉

    原來,當時的局勢,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是這樣發展的 ─

    「美國新聞處主任察覺到在華盛頓的宣傳總部,對領事的報告漠不關心。在1946年早期,這些已經是夠嚴重了,但在這年年底,他們警告宣傳總部,危機已佈滿島上各處。……」〈同上書,頁225。〉

    「然而到二月底,一些較不安靜、缺少耐性的年輕人開始質問美國的宣傳。美國領事館則顯示兩種不同的面孔,在南京的美使館或華盛頓政府甚至都不表示對於台灣問題有絲毫的關心。」〈同上書,頁252〉

    「他們由於領事館所處的地位而受挫折。一方面,領事館散發大量的印刷資料標榜以『1776年的路線』來推翻政府,但同時領事館也明白表示,站在一個公務機構的立場,領事館不願管台灣問題。」〈同上書,頁227、228〉

    這是怎麼樣的美國設計?那位有正義感 ─ 雖然所言不免過分主觀,例如在描述上及的澀谷事件時就顯然過分主觀 ─ 的美國主事者柯爾,在回顧當年的那一段悲劇歷史之後,特別提示了一封當年台灣青年熱切寄望美國支援的信,所謂「我們可以想到美國就如同上帝,他不僅可以領導我們,也能領導世界。」同時,他還自稱「有少數台灣人真正『神化』美國人民,至少以為美國人是全能的」。然而,美國最終評估全局後,仍沒有「適時地」伸出其似乎原已默許的援手 ─ 這位美國人將他這本嘔心瀝血描述戰後台灣政治問題的名著題為「被出賣的台灣」,應該主要就是對於這段史實的感慨吧!

    【研究的結語】

    以上就是「關於島內日產爭奪問題」、「日本的設計」與「美國的設計」等三方面的資料,關心這段悲劇史實的朋友們,大家都很少讀到吧?我們是否應該問,爲什麼在過去所有流行的、或者大名鼎鼎的「學術研究」,都似乎有意地避開了這類的史實?往往都只是三言兩語就想把這類史實掩蓋?還是他們真的覺得那些都不重要?

    然而,真的它們不重要嗎?在這類歷史重大悲劇中,不是每一個細節都值得研究,都不應該僅依靠片面的流言或者義憤者的想像,就冒然論斷麼?況且,對於這類可能引發強烈「族群撕裂效應」的重大問題上,真正客觀公正的全面研究,應該是必要的。否則,如果只是根據近來學術界流行的所謂「想像的共同體」的概念,以「想像」來處理真實的歷史事件,則重大歷史事件的責任歸屬一定不能中肯,大家重視的「轉型正義」的追求必然無法讓大家信服;如此,則將讓這一案件的創傷永遠不可能平復,而社會動盪也就將永難平復。

    因此,本文想藉此時此刻向所有真正關愛台灣前途的朋友們呼籲,在我們日益進步的社會裡,我們怎能容忍,當年國民黨禁忌如此,至李登輝亦如此,進展到民進黨當政竟仍如此地處理歷史禁忌問題?尤其,該一禁忌,在某一非理性的族群對立意義上,曾讓國民黨下臺、李登輝下臺、而如今民進黨的朝不保夕,也與之顯然密切相關。在如今人們都在追求深化民主,希望政治徹底轉型從而帶動社會全面發展的今天,我們既不能再容忍當前扁府邸以比爛來合理化其弊案;我們在研究當代台灣歷史的教訓上又怎能繼續容忍歷史真相被掩藏,以致我們先民以寶貴的血淚所留下的深刻教訓,竟被一大堆不成熟、幼稚、單純的記憶、或者某些別有用心的所謂「想像」或選擇資料的「台灣民族主義」所取代!

  4.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下重探二二八事件
    還原歷史事實.走出政治陰影.迎向民族和解
    2014/02/28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兩岸犇報社

    為紀念二二八事件67周年,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與《兩岸犇報》社於今(28)日上午10時假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舉辦「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下重探二二八事件:還原歷史事實.走出政治陰影.迎向民族和解」座談會。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認為,二二八事件以降的歷史問題是由於兩岸間的內戰與民族分裂所造成的;當前隨著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局面,兩岸民族內部的和解有助於歷史傷口的撫平,亦有助於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省思與再詮釋。基於此,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與《兩岸犇報》社特別舉辦紀念二二八事件67周年座談會,還原歷史的事實,期待走出政治扭曲陰影,並呼籲台灣社會藉此反思歷史,展望未來,迎向民族的和解,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台灣社會的發展不斷開創新的前景。
    座談會由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與《兩岸犇報》社長陳福裕主持,邀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副教授邵銘煌、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夏春祥、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理事長蔡裕榮等學者專家與談。原訂出席的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臨時無法參加,由夏潮聯合會會長許育嘉代其發言。親歷二二八事件的陳明忠先生及其夫人馮守娥女士、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路統信先生、吳澍培先生等人蒞場見證。現場貴賓還有韓裔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部教授徐勝。約有50位民眾到場旁聽、討論熱烈,說明台灣民眾在兩岸關係新局下非常關心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與解讀。
    王曉波指出,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青年對白色祖國失望,轉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因此,將二二八說成是台獨,這是對歷史的誤會與扭曲,但也說明了二二八事件裡面有國共內戰的陰影,只有走出這個陰影才能面對兩岸的和解與未來的統一。王曉波認為,只有和平統一、結束兩岸對立,才能避免內戰對於兩岸人民所帶來的傷害。
    邵銘煌指出,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蔣介石最掛心的是國共內戰,直到看到陳儀報告之後才改變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邵銘煌表示,1947年3月上旬蔣介石給陳儀下達手諭,要求軍政人員必須嚴守紀律,主要任務是維護社會秩序,不可以對台灣人民有報復行為;3月下旬,蔣又給白崇禧下達手諭,要求軍隊不可取台灣的一草一木。邵銘煌認為,這兩條重要的史料都被忽略。邵銘煌也指出,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必須為長官公署歧視台人的制度設計負最大責任,致使國民黨失去台灣民心,蔣介石也有督導不周的責任。
    夏春祥指出,儘管二二八成為國定假日,但一般民眾對於二二事件的意義仍然模糊且空洞;特別是2004年之後,紀念二二八不再是「新聞事件」,而成為事先規劃好的「媒介事件」。夏春祥表示,台灣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認識是「結構性失憶」,在拼湊真相的過程中不能只有情緒的字眼。夏春祥認為,二二八事件在當前台灣社會有「史詩化」的現象,因此他主張要有討論二二八事件的「倫理」,在傾聽各方的聲音之餘,也必須回歸史實、理解事件發生背後的冷戰結構,這才是對歷史最好的尊重。
    蔡裕榮首先質疑二二八是台獨起源的說法,他表示,經由許多台籍人士的口述材料證實,二二八事件是台灣青年轉為認同「紅色祖國」的起點。蔡裕榮表示,二二八發生後並未影響兩岸交流,許多台灣青年到大陸念書,也有很許多大陸青年來台就學,社會上也自發國語學習運動。蔡裕榮認為,當前台灣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獨起源的氛圍,主要是不理解1950年代紅色青年遭到全面肅清的歷史,同時又有美國與日本的介入,致使台灣社會聽不到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理念,導致台灣社會由於過去對國民黨的不滿轉而支持台獨。
    許育嘉代表藍博洲發表「張志忠與二二八的武裝鬥爭」,許育嘉也表達看法,他認為,當前社會對二二八有四種既定印象:一是官逼民反,二是外省人殺本省人,三是中國人殺台灣人,四是國家暴力侵犯人權;許育嘉指出,後面三種印象都是去歷史化的說法。許育嘉以嘉義新港人張志忠從日據時代到參與二二八事件以及最後犧牲於白色恐怖的經歷說明,不能再以西方的自由與人權等理論來解釋二二八,否則只是簡單化複雜的歷史結構;應該去理解,當時台灣人所追求的自由與民主到底是什麼。
    陳福裕指出,在冷戰架構下,二二八事件被操作來掩蓋白色恐怖,也被操作為族群矛盾,甚至扭曲為台獨的起源。陳福裕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冷戰與內戰結構下的官逼民反,也是包含台灣在內整個中國人民擺脫帝國主義宰制的一環;因此,不能孤立的以台灣一島的角度來看待二二八事件,必須放到更大的架構之下,以宏觀的格局來面對歷史,才能找到自己的主體。
    陳明忠是二二八事件謝雪紅「二七部隊」突擊隊隊長,他表示,當時見到的參與其中的台灣青年,都是對白色祖國失望,轉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因此,參加二二八的人不是「叛亂」,他們都懷抱著愛國家與愛人民的理想。陳明忠指出,二二八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當時兩岸發展階段的落差,因此必須歸咎於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陳明忠也表示,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獨的起源,台獨運動是土地改革所造成的,台獨運動主要的領導人都是地主階級。

  5. 台灣群吱,你們辛苦了,能夠自己想像這麼多,實在也很為難你們了。
    難道你們想要說,共產黨現在跟民進黨站在一起聲討國民黨了嗎?
    共產黨都紀念「二二八起義」幾十年了,你們台灣群吱還能把這舊聞當新聞這樣炒作,你們為了炒作政治來為民進黨盲目護航到底,花了好多心血啊。

  6. 陳真談輿論、中國崛起與英美的齷齪勾當
    2015-11-12 文思革 陳真(精神科醫師、黨外運動人士,前民主進步黨創黨黨員)

    黨外時,如果有人跟我說,你拋頭顱灑熱血所從事的所謂民主運動及台獨運動,背後其實是美國在操盤,民主為名,台獨為實,旨在反中,旨在確保兩岸的持續敵對與分離。如果當時有人跟我這麼說,我是不會信的。這麼簡單的一個事實,而我居然在十多年之後,來到海外,才終於恍然大悟,明白自己過去的單純(或說愚蠢),若要說不後悔不自責是騙人的。付出青春血淚,乃至家破人亡,到頭來卻發現,原來這一切只是某種龐大政治操作的一著棋;你的犧牲與努力,只是 造就無數齷齪文人與政客,對社會大眾卻反而造成傷害。單純的個人善意,反倒成為一種邪惡的工具。我常想,我是不是應該(像達賴的哥哥那樣)也來寫個懺悔錄或現形記,給可悲歷史再添一筆。

    在英國十年,在西方的各種反戰運動或社會運動中,除了我和學姐外,很少有華人(更沒有台灣人),因此經常顯得目標顯著。每當有西方人走近想問我問題,我差不多就能預知他打算問我些什麼了,不外就是問我為何台灣如此心甘情願充當美國 走狗。曾經有個支持反戰的英國女生,從我嘴裏聽到我對中共的批評,驚訝地對著蒼天一連大聲吶喊了 why?why?why?三個 why字,彷彿我的愚蠢讓她心碎了似的。一開始,我不太能理解,為何西方反戰人士總是支持中國,甚至往往對之充滿好感。後來我逐漸明白並且相信也許他們才 是對的,至少,在相對意義上來說,美國 vs.中國,一善一惡,對比極為明顯。你當然不需要二擇一,但你沒有理由只見中國之秋毫,卻不見美國之輿薪。

    當然,"挺中抗美" 這樣一種認知與聲音,在西方世界依然是極少數。整個話語權仍然完全掌握在西方媒體手裏,翻雲覆雨,任意顛倒黑白。

    應該差不多是1998年吧,剛到英國的頭兩年,有個英國老師在課堂上稱讚美國發動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修理海珊云云。我表示異議,發言反駁,他很驚訝,立即很智障卻自以為幽默地告訴全班同學說我一定是每天閱讀海珊發行的 “伊拉克日報",被海珊騙了。這樣一種智障的聲音,始終才是所謂 “輿論" 主流。這世界其實就像個大電視,"電視" 告訴世人世界長什麼樣,它就長什麼樣,很少人能逃脫這樣一種鋪天蓋地、無孔不入、無日無之的洗腦。

    最近不是有個BBC的白癡女記者叫Laura Kuenssberg嗎,在歡迎習近平訪英的記者會上,非常傲慢地質問英國首相卡麥隆說: 「如果你是昨天剛失業的鋼鐵業員工,看見中國主席乘坐皇家馬車前往白廳,你做何感想?為了促進我們與中國的商貿利益,這是值得的嗎?」類似這類沒有大腦的蠢話,卻是這個世界的主流 “輿論"。這種蠢話如果說得通,這種大帽子如果能成立,豈不是可以套用在所有國家所有社會的所有事物上。這樣一個毫無認知能力的蠢蛋,卻以擔任記者維生, 你自然能想像她會寫出何種品質的所謂報導。

    這個女記者罵完英國首相還不夠,接著就去罵習近平,罵說:「你為什麼會認為英國大眾會樂於跟中國這樣一個不民主、不透明、且人權紀錄極差的國家有更密切的商業往來?」看了這一幕,聽到這樣一種蠢話,你也只能無語問蒼天。畢竟蠢話不管多麼蠢,不管多麼違反基本事實,一旦透過綿綿密密無日無之的洗腦,成為一種主流論述,它便會以這樣一種 “蠢者無敵" 的大無畏傲慢姿態展現,就好像那個嘲笑說我一定每天閱讀伊拉克日報的老師那樣。我相信他們的真心,相信他們的善意,但真心善意仍然還是需要大腦與基本理性做支撐。愚蠢話語並不會因為出發點之良善而成為智慧;謠言也不會因為訴說者之真心相信而成為事實。

    中國崛起以來,不曾侵略它國,不曾派出一兵一卒,不曾發射一彈一炮,所謂影響力之擴張,無非就是提供各國經援,協助開發民生設施,鑿井開路,建水庫 設電廠,方便以後大家互相往來做生意。然而,英國和美國卻不是這樣,半個多世紀來,不斷在世界各地燒殺擄掠殺害數千萬生命。惡行不奇怪,奇怪的是:人們居然完全看不見血流成河,卻能看見一點皮毛之傷,並且為之 “義憤填膺"?

    對於這位女記者的智障質問,習近平回答得蠻好,於我心有戚戚焉。他說:跟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也很重視人權議題,但中方堅持結合「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和中國的實際情況」,採取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習近平並表示,中國已準備好與英國及其他國家共同合作,面對人權議題,「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國家都需要不斷加強及改進人權工作。」

    今年四月,過去長期擔任達賴特使的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出版了回憶錄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嘉樂頓珠說,他 “一生中最大的悔恨" 就是跟美國中情局合作,接受來自中情局的各種援助及代為訓練西藏武裝人員與游擊隊。中情局為藏人設立的武裝訓練基地,最初選在印巴邊境附近,後來轉移到尼泊爾木斯塘及美國科羅拉多等地;接受訓練後的大批西藏武裝份子,透過美國的協助,潛入西藏發動攻擊,並且從中奪取中共一些重要情報給美國。

    多年之後,嘉樂頓珠才知道自己上當,並且自認因此錯失西藏問題和平解決的最佳時機。他說,美國事實上不但絲毫無意於減緩西藏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反倒盡力擴大之,目的無非就是要藉此傷害中國。嘉樂頓珠說,問題是,傷害了中國的同時,也傷害了西藏;唯一獲利的是從中翻雲覆雨的美國。嘉樂頓珠還強調, 美國提供給藏人的各種武器從來都不是美國製,他認為這是因為美國不願留下任何暗中協助藏人進行武裝組織與攻擊的證據。

    對於這整個經過,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是這麼說的:“終我一生,只有一件可堪悔恨之事:那就是與中情局發生關聯。最初,我真的相信,美國人想要幫助我們為獨立而戰,最後我意識到,事情並非如此單純,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中情局的目標從來都不是西藏獨立,事實上,我不認為美國真的想施以援手,他們只是想引起衝突,用西藏人來製造中國和印度之間的誤解與不和。 最終他們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就是一場悲劇。”

    “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惹惱了中國人,給了他們進行大規模鎮壓的藉口。結果是,數萬西藏人因此而死。”“我與美國中情局的關係,沈甸甸地壓在我心上,我已 經保持了幾十年的沈默,但是現在我必須說出真相。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是錯誤的。我們不應當收取中情局的援助。如果我們不與中情局合作,如果我們不貪圖中情局所給予的那些極為有限的好處,中共就沒有藉口殺掉那麽多西藏人。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導致了那麽多無辜者的死亡。他們殺死的不僅是我們的人民,同時也試圖扼殺我們的文化。我與中情局一起完成的那些事,促成了西藏文化的徹底毀滅。這給我帶來了巨大痛苦,在許多年裏使我備受困擾。我不能忘卻這一切,我是有罪的。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悔恨。"

    美國的這類作為,不斷反覆施行至今,在世界各地以所謂民主自由及人權為藉口,盡一切力量挑起血腥動亂與衝突,藉以顛覆、攻擊乃至入侵與佔領所有不聽話或敵對的各國政權;方法之一就是藉著提供經援與武器給所謂反對勢力,藉以挑起各種抗爭與動亂,從中坐收漁利。毫無疑問,今天要不是中共國力強大,整個大陸早已成為伊拉克及阿富汗那般的血腥人間煉獄,八國聯軍及軍閥割據和大饑荒等等恐怖歷史,老早重演。

    我常想,今天我若是中共領導人,面對這樣一個無惡不作、無所不用其極、信奉極端暴力與恐怖主義的美國政府,用盡一切手段想在中國製造動亂與分裂,我有可能不實施某種鎮壓或管制嗎?恐怕不可能。除非我想讓整個中國十幾億人民陷於水火、墮入猶如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及阿富汗等等等等等那樣一種永不見天日的人間煉獄。這就好像當美國以大量金錢和各種先進武器支援敘利亞所謂熱愛自由與民主的武裝勢力,四處在敘利亞製造動亂時,你做為一個敘利亞領導人,有可能啥事也不做而任其四處破壞、任其壯大嗎?

    時至今日,應該不會再有人稱讚美國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了吧?應該也不會有人相信什麼海珊擁有大規模毀滅武器準備毀滅人類的鬼話。而且恰恰相反,這幾年來許多機密文件紛紛清楚地顯示:美國不但不是因為 “懷疑" 海珊 “可能擁有" 大規模毀滅武器而入侵伊拉克,而是因為美國 “確切知道" 海珊根本沒有任何大規模毀滅武器,所以才肆無忌憚地派出地面部隊入侵佔領伊拉克。

    邪惡之事,總是出之以冠冕堂皇光鮮亮麗之名。例如,隨手舉個例好了。美國從事這一切齷齪勾當的偉大說詞之一就是透過所謂民主輸出與人權輸出。美國有個 “假民營真官方" 的所謂人權機構就叫做 “美國國家民主輸出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縮寫:NED,一般翻譯做美國民主基金會),它是美國中情局底下一個負責顛覆與攻擊敵對政權或製造各種所謂 “民主抗爭" 的經援單位。在兩岸三地方面,凡是反中反華者,都是他們所要表揚與鉅額金錢贊助的對象,包括法輪功及王丹等一票所謂民運人士,獎勵他們繼續打擊中國,捍衛 所謂民主自由。台灣方面,扁嫂吳淑珍也曾經是美國民主基金會2002年的獲獎者,獎勵她對所謂民主與人權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前一陣子,由屠圖、華勒沙和達賴以及那位強烈支持以色列、布希還曾在書中表揚說是因為受到他的鼓動與催促因此才決定發動伊拉克戰爭的Elie Wiesel等12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領軍,針對習近平的出訪各國,聯名發表一封給歐巴馬的公開信。這些在政治上向來一點都不清純卻總是故做清純中立狀的和平獎得主,在信裏熱切地央請歐巴馬,懇請他做為同樣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做為一個捍衛人權與民主的世界領袖,務必義無反顧地出面譴責習近平,務必發起緊急救援,要求釋放(只不過被判幾年徒刑的)劉曉波,否則中國將會以為他們可以繼續傷害人權而不會受到世人制裁。信件大意如此,非常無恥。

    西方媒體毫無例外地一致刊登了這條"大"新聞。起初看到這新聞時,我原本以為這些什麼碗糕和平獎得主只是腦袋不清,心眼並不壞。(可是,這些人,長期參與政治如此之深,有可能"單純"得像個三歲小孩嗎?)後來看到運作發起這封聯名公開信的所謂"人權團體"叫做 Freedom Now,我才知道這不但不是腦袋不清,而是老謀深算、心機極深的一種政治動作。

    這些事,說來滿紙污穢,實在很不想談。政治之陰暗複雜,難以三言兩語說清。

    還記得發生在去年奈及利亞的博科聖地(Boko Haram)綁架事件嗎?數百名女學生被武裝份子衝入校園抓走,充當性奴隸販賣。面對選舉,奈及利亞總統Goodluck Jonathan為了改善形象,竟然偷偷摸摸和美國華盛頓一家公關公司叫做 Levick 以及一家提供法律服務的所謂 “人權公司" 叫做Perseus Strategies,簽下大約四千多萬台幣的合約;合約內容表明將協助奈及利亞政府 “在國際與國內媒體上,改變對其不利的論述",同時 “促進其政府運作之民主與透明"。

    這是不是很好笑,我偷偷摸摸花大錢買通公關公司,請他幫我在國內外媒體塑造美好形象,消除對我不利之輿論,幫我的政府變得更透明更民主。

    Perseus Strategies 的老闆是誰呢,是歐巴馬的一個金主叫做Jared Genser,Jared Genser是誰呢?就是所謂人權組織Freedom Now的創辦者,也就是這次這12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砲轟習近平的聯名信的策畫人。這位 Jared Genser很有生意頭腦,他以及他的所謂人權組織向來毫不諱言地表明,聲援所謂政治犯必須具有高度附加價值,能見度要夠,殺傷力要大,好處要多;劉曉波及翁山蘇姬等人,就是在這樣一種 “具有高度附加價值" 的思維下所挑選出來的聲援對象。所謂人權、民主與自由等等,背後目的不外就是政治鬥爭與利益;而且,連人權都能搞成一種投資,搞成一家國際大公司來經營, 真是不簡單。

    我只是要說,政治之複雜與陰暗,遠遠不是媒體或政客及其一票走狗與幫凶們所呈現的那樣冠冕堂皇,光鮮亮麗。平常生活中詐騙集團的騙術往往日新月異, 推陳出新,令人防不勝防;不過只是為了一點蠅頭小利,人家詐騙集團尚且如此用心複雜,更何況是具有億億萬萬倍暴利的政治事務與權力。掛的全是漂亮羊頭,賣 的卻是狗肉。

    還記得英國真實世界的007– “睹注之刀" (Stakeknife)嗎? 本名叫 Freddie Scappaticci ,十多年前我曾寫過幾篇文字談他。在他的真實身份曝光之前,二、三十年來,此人一直被英國政府廣為描繪成殺人魔頭,所謂恐怖組織 “愛爾蘭共和軍"(IRA)的軍事首領,曾經一手策畫英國境內半數以上的恐怖攻擊事件,至少四十幾名英國警察和士兵遭其殺害,數百人傷殘。後來,因為英國情治單位內部發生私人爭執,有人憤而報復,他的真實身份才被揭穿,原來他是英國在IRA臥底的情治人員,足足臥底了25年,代號就叫做賭注之刀,在英國政府的允許下,策畫無數恐怖攻擊事件,也因為表現如此 “優異",戰功彪炳,一路攀昇到IRA的領導階層。

    我對政治真是很無言,知一百,知一萬,卻僅能說其一。我若有一絲寫小說的衝動,其實不需要什麼想像力,只要稍微就地取材,恐怕就能寫出不可思議的爾虞我詐與物慾橫流。遠的不說,光從島內一片綠油油的政治勢力幾乎無日無之的各種無恥陰暗作為,就能看見一種普及於世、擅於操弄的政治文化。島內如此,島外亦然。政治之陰暗與複雜,實難想像,但卻往往以天使般、救世主般的清新理想主義者形象出現。

    比方說,上述這位所謂人權組織 “Freedom Now" 的創辦人 Jared Genser,在美國政界相當具有影響力,他在2011年更是大力鼓吹軍事侵略利比亞,原因當然又說是為了人權,為了民主自由。被強迫 “民主輸入" 的利比亞,如今就跟伊拉克、阿富汗及敘利亞一樣,陷入恐怖內戰,屍橫遍野,宛如人間煉獄。

    寫這麼多,你會憤怒嗎?我看不會。會憤怒的人請舉手。我看鳳毛鱗角,少之又少。憤怒猶不可得,更不用說因此捨身奉獻。

    (詩人)紀伯倫曾如此說道:“就像一片孤葉,不會未經整棵大樹的默許就枯黃;為惡者胡作非為的背後,並非沒有眾人潛藏的允諾。"

    說穿了,我們都是幫凶。當然我也是,差別也許只是在於我可能稍微比一般人有點病識感,知道自己是幫凶。常覺得這樣活著很窩囊、很不應該,但我該怎麼活才像樣?

  7. 日惡意通膨 台獨派掩228史實
    2017年2月24日 旺報 特派員陳君碩/北京報導

    今年是228事件70周年,大陸台盟中央23日舉行座談會。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在會上表示,228事件是反對國民黨當局獨裁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與大陸的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相互呼應。與會的台灣學者指出,228事件有一重要背景,是日本殖民政府官員故意造成台灣惡性通膨,陷台灣於經濟崩潰,但獨派卻掩飾此一史實。
    大陸台盟中央23日在北京舉行「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70周年座談會」,不過並未允許台灣媒體進場採訪。據主辦方新聞稿,與會人士包括林文漪、台盟中央副主席劉國禎、國台辦副主任龍明彪、大陸全國台聯副會長楊毅周等人,共100多名專家學者和嘉賓與會。
    林文漪在會上批評台灣極少數人篡改、歪曲228的歷史真相,認為這些極端言行最終損害的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
    與會的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戚嘉林在會後受訪指出,在二戰最後4年,台灣糧食已極度匱乏;日本刻意向在台日人釋出巨額貨幣,大肆採購已缺乏的米糧,製造惡性通貨膨脹,但這個重要歷史背景被獨派勢力所掩飾。
    戚嘉林說,因國民黨反共與民進黨去中國化的夾殺下,228事件的紅色歷史被人遺忘;他指出,以台共創始人謝雪紅為主的許多曾參加228的台籍菁英,並未流亡日本,而是轉往香港,並在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還在中共建政後參與新政協會議。
    台灣左翼作家、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主席藍博洲受訪表示,228事件就是政治問題。他解釋,228歷史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長期是禁忌;到了解嚴後,1988年李登輝上台,逐漸把228竄改朝台獨史觀;他直言,民進黨不管在朝在野,永遠在消費228事件,國民黨永遠只有挨打的份。
    對於大陸今年何以高調紀念228,藍博洲認為,中共之前因考慮到國共合作,所以不好談228;現在國民黨短期內翻不了身,大陸就回歸歷史,不再讓台獨勢力利用這段歷史。

  8. 武之璋:綠為奪權 撒千個228謊
    2017年2月24日 旺報 記者陳建瑜/台北報導

    民進黨政府上任後,強調追究228事件的責任歸屬。著作多本228事件相關書籍的文史研究者武之璋23日受訪時表示,現在的主流論述90%都是謊言,包含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外省人壟斷權位等說法都是謊言;社會大眾對228事件的認知,是民進黨撒1000個謊言的結果。
    武之璋指出,官逼民反是百分之百的胡說八道:當時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來台,見台灣秩序、治安良好,以為台灣是法治社會,推動民主,在全省推動縣市議員選舉;然因台灣與大陸長期分離,受到日本教育的影響,台灣人的中文程度普遍偏低,因此無人有任官的資格。
    陳儀因而舉辦各種短期訓練班,例如:警察訓練班、中學、小學老師訓練班,只要3個月畢業都可擔任警察、教書或政府內任職。陳儀在台灣1年4個月,讓3萬多名無公務員任用資格的台灣人進入政府工作,「這個叫做外省人壟斷權位嗎?」
    武之璋強調:在日據時代,台灣公務員都只能是科員,連擔任科長都很少;沒有經過訓練,難道處長、局長給你做,你會做嗎?這不是開玩笑的。而且用「權位」這兩字很不妥:擔任公務員,不管是大官小官,都是替人民服務;腦子裡是權位,「這種人還配搞歷史嗎?觀念就不正確」。
    武之璋說:很多參加過抗戰的台灣人,一大堆回台後就任一級主管,後來提拔本省菁英也變成中華民國的政策,才會有之後的3位台灣總統。他批評,民進黨拿228事件編造故事、製造仇恨:民進黨當初為達到推翻國民黨目的,以此作為藉口,造謠汙衊,作為愚民手段;現在民進黨已取得政權,何以繼續造謠?對於國史館解密檔案,他說:國史館「一堆痞子學者」演講,但連最基本的序跟內容都不符,「序寫得莫名其妙到極點」:序中提及蔣介石是228事件元凶已呼之欲出,只是找不到白紙黑字的證據,「這是什麼話?」找不到證據,你怎麼敢說他是元凶?這是胡鬧一通。
    武之璋說:執政不會執政,搞文化台獨,搞到今天成功掌權後還在搞,難道要族群仇恨到打內戰為止嗎?民進黨這些人實在太可惡。

  9. 洪健昭談二二八事件親身經歷:蔣介石非元凶
    2017-02-21 中評社台北2月21日電(記者 倪鴻祥專訪)

    二二八事件今年屆滿70年,曾親身經歷這段歷史的前台灣駐意大利代表洪健昭接受中評社專訪時說,蔣介石不是二二八的“元兇”,因為蔣當時下令“不得報復”,相關證明檔案都有;但蔣是當時的“總統”、“三軍統帥”,決定派兵,所以必需負責。1988年李登輝上任後,二二八省籍情結再又被挑起,他對民進黨一些人為自己利益而說老蔣是二二八的“元兇”非常反感。
      洪健昭,85歲,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新聞碩士、美國喬治城大學哲學博士,歷任陸軍總部特種翻譯官、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和西語系副教授。曾任中央社休斯頓、西歐、東京、中東等分社主任、社長、董事長,台灣駐意大利代表8年等職,現為國民黨智庫資深顧問。
      曾看過美國國務院駐台北領事館檔案的洪健昭表示,民進黨、陳水扁說蔣介石是二二八的“元兇”,並非事實,他有根有據。他指出,美國國務院所屬的使館、代表處都會將派駐在當地發生的重要事情寫成報告送交回去,美國有二二八事件檔案,他曾看過這些報告內容。
      他說,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3月17日大陸派白崇禧與蔣經國到台灣,當時二二八的調查報告有兩個,一是白崇禧提報的,另一個是“監察委員”何漢文提報的,兩個報告都交到蔣介石手裡,蔣介石認為白崇禧的報告有幫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脫罪的感覺,於是蔣介石向派駐在南京的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表示,希望美國駐台北的領事館寫一個報告給他。
      洪健昭表示,司徒雷登答應蔣介石的要求照辦,這個報告後來也有公開,這份報告比較中立。蔣介石看了這份報告,第二天就撤換陳儀,叫陳儀回大陸,改派曾任駐美大使的魏道明接台灣省主席職務。
      他指出,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是初中三年級學生,美國這份報告內容與他親身經歷一樣,有亂殺人;但蔣介石當時明明講的是“不得報復”。

    • (續上文)
      他說,陳儀當年到台灣時所屬軍隊被調回去大陸打仗,所以二二八發生時陳儀才會向大陸討救兵。當時陳儀回報南京說,不是暴動,而是要叛變、搞獨立。蔣介石決定派兵,但下令“不得報復”。當時全台各地分了好幾個戒嚴區,由各戒嚴區的司令在管,其中最嚴重的是在高雄區,因為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緝殺的人最多。
        洪健昭表示,當時他父親在台灣銀行新竹分行做事,擔心他在台北會被抓,要他到新竹一起住,於是他在新竹住了差不多10天。新竹戒嚴司令蘇紹文與台中的戒嚴司令黃國書都沒有亂抓人、殺人,因為他們都認為抓人沒道理,而且事實上命令是說“不得報復”。所以他晚上還跑去看電影,直到晚間9點鐘才慢慢晃回家。
        他強調,站在公平的立場,叫蔣介石是二二八的“元兇”這句話不對;但講蔣介石要負責,沒錯,因為老蔣是“總統”、三軍總司令,決定派兵;但不能說老蔣是二二八的“元兇”。1988年李登輝上任後,二二八的省籍情結再又被挑起,所以他對民進黨這些人非常反感,因為這些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說老蔣是二二八的“元兇”。

  10. 百姓視角下的日據台灣
    2017年5月5日 中國時報 林谷芳(台北書院山長)

    說歷史,總說史料與史觀。史料是客觀的,但有材料可靠性與代表性的問題,需當事者具備梳理校訂的功夫。史觀是主觀的,你盡可主體解釋歷史,但卻不能有悖於客觀的史料。
    史料的有限,包含歷史記述的有限,與在特殊史觀下有意無意作資料篩選導致的有限;面對過去官史,在此尤須有警覺性。例如:日本人比對五代劉昫等撰的《舊唐書》,就有1100多筆的佛教資料在歐陽修、宋祁編撰的《新唐書》裡不存,連玄奘、一行這等大家都不錄。宋代是援佛入儒卻又闢佛的時代,這嚴夷夏之辨,就使得後世從《新唐書》看到的唐代有了與事實更大的出入。
    正因官史有這樣的局限,近代乃開始強調社會史、常民史的重要,冀望透過非官方資料的建立,能更清楚地還原歷史。這種觀點也成為台灣近年的主流,許多人寧可相信各種坊間流言,也要對過去官方的台灣史嗤之以鼻;甚且認為官史除了扭曲詐騙,再無其他。
    這種態度有它大的時代背景,如資訊爆發、歷史向度拓寬等;但更有台灣特有的因素,如政治及族群的對立。前者,較多關聯史料的加強;而後者,則以近乎完全主觀性的史觀,想重寫台灣史。但遺憾的是,這種重寫的扭曲度卻又遠遠超越於原有者。
    扭曲之大,在民族的認同。台灣過去除原住民外,就是漢人構成的社會。漢文化以宗族為連結,安土重遷,慎終追遠,非常強調溯源;所以北方士族南下,即便播遷千餘年,即便已分枝散葉,家道不再,卻仍尊祖姓,仍嗣祖陵。林氏的堂號代代相傳就叫「西河」,陳氏叫「潁川」,鄭氏叫「滎陽」。
    我的曾祖孤身來台,苦力出身,到有天能蓋間小小四合院時,正廳門楣照樣有「西河堂」3字。這是台灣普遍存在的狀況,就像漳州人嗣「開漳聖王」,泉州人嗣「保生大帝」,客家人嗣「三山國王」般,這原鄉神祇隨移民來台,庇佑也凝聚同鄉。在此,你從何而來,一清二楚,即便日據時代依然。
    正因如此,台灣的百姓可以佩服日本人的規矩嚴明、做事認真,卻永遠知道自己與日本人屬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我的外祖母提起日本人,雖豎起大拇指說他們做事「頂真」,但後面也都加上一句:「他們瞧不起我們唐山來的人,總欺負我們。」
    正因民族文化的差異,日據時代,百姓看的仍是中國傳統戲曲,並非「能劇」、「歌舞伎」、「狂言」。這傳統戲曲,有從原鄉帶來卻具本土特色的「亂彈」,有台灣人自己在地方歌謠上發展出來的「歌仔戲」等,雖特色不同,演的卻總是忠孝節義;而其中的歷史宮廷戲更直接就是當時百姓最重要的歷史教育,許多鄉間老嫗因此對中國朝代的嬗替一清二楚。我母親不識字,但罵起一個人外忠實奸,總一句台語:「伊,王莽啦!」正可以說明這歷史認同的始終如一。
    而這認同,在歌仔戲發展史上,還留下了一段有趣卻不免辛酸的往事。皇民化期間,日本人對演歌仔戲此牽涉民族認同的行為嚴加干預,常來檢查。而劇院總派有斥候,一旦見有日本巡查,就即刻以暗號後傳,台上演員也即時換上和服,戲仍照演;但朝廷就改稱公司,皇上就改稱董事長。待得日本警察一走,和服一卸,戲袍一穿,又還原為原來的宮廷大戲。
    演的是中國戲,談的是中國歷史,映現的是中國文化,民間自來就如此,從沒因日本人的高壓或懷柔政策而改變。但曾幾何時,認同的混淆竟成為當前談這段歷史的主流論述。
    認同混淆當然存在,但基本上發生在能有機會多少爭取到與日本人平起平坐的知識分子或仕紳上;這群人的生活與實然的民間,其實仍有一定距離。從這觀點來說,目前主流的台灣史寫的仍是少數精英的台灣史;而當它又成為執政者的論述主體時,就又變成了另一種扭曲更大的「官史」。
    談對官史的批判,卻以更背離文化的「新官史」帶之,這是台灣當前的悲哀。談日據時代的台灣,我們真需要一部反映百姓視角的台灣史。

  11. 看看敘利亞,想想伊拉克 戰爭中的宣傳與假消息
    2017/05/05 苦勞網 徐沛然

    1990年10月10日,一位15歲的科威特少女娜伊拉(Nayirah),在美國「國會人權決策小組」(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ncus)於國會山莊所舉辦的聽證會上,泛著淚光,語帶哽咽地陳述這段她在醫院擔任志工時親眼所見,伊拉克士兵駭人聽聞的暴行。

    震驚美國社會的伊拉克士兵暴行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兵入侵鄰國科威特,因兩國軍力懸殊,短短六天內,伊拉克就正式併吞了科威特。聯合國安理會迅速通過了660號決議,譴責入侵行動,並要求伊拉克無條件撤兵。11月29日,安理會再度通過678號決議,要求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需撤兵,否則將授權盟國採取軍事行動。
    在伊拉克佔領科威特的初期,美國政府並未立即決定採取軍事介入。一方面,伊拉克的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是美國政府十多年來牽制伊朗的合作夥伴;另一方面,當年越戰失利的陰影仍在,難以說服民眾為了一個毫無關係的中東小國而支持出兵。當娜伊拉對伊拉克士兵「暴行」的證言透過媒體擴散後,引發美國輿論界一陣嘩然。不僅包括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在內的人權團體在其報告中支持此一說法。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W. Bush)以及諸多政治人物,更在公開場合多次引述娜伊拉的發言內容,指控伊拉克士兵搶奪保溫箱並讓大量嬰兒無助死去,藉以支持出兵伊拉克的正當性和必要性。
    1991年1月12日,在聯合國安理會給的期限前三天,美國參議院僅以5票之差,通過授權老布希政府對伊拉克出兵。而戰爭的結果如我們所知,短短一個多月,老布希總統就宣佈成功奪回科威特並停火。儘管難以評估娜伊拉的證言實際上發揮多少影響,但在支持與反對出兵的差距微小的情況下,說她扮演了臨門一腳的關鍵角色,恐怕並不為過。
    當然,伊拉克士兵搶奪包括保溫箱在內等醫院設備的消息,早在伊拉克出兵不久之後,科威特官員就已經透露給媒體(儘管伊拉克政府否認這些說法)。而娜伊拉不過是以目擊者的身份證實了這個事件。然而問題在於,不僅娜伊拉的這段證言是假的,在國會山莊所舉辦的聽證會,也是一場公關公司精心設計的演出,一場秀。

    暴行?一場公關大戲

    1992年1月6日,在波斯灣戰爭結束近一年後,作家約翰‧麥克阿瑟(John R. MacArthur)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開了第一槍。他指出這名楚楚可憐的科威特少女娜伊拉,其真實身份是科威特皇室成員,也是科威特駐美國大使的女兒,所以其證言的可信度應受質疑。他更宣稱當初在國會山莊的整個「聽證會」,都是由知名政治公關公司偉達公關(Hill & Knowlton)所一手策劃。此文一出,引發美國社會的軒然大波。媒體們發現這可能是一場騙局之後,開始回頭挖掘事實真相,並證實了麥克阿瑟的說法。而娜伊拉甚至根本沒有在那間醫院當過志工。他將事件的始末,以及自己調查的成果,隨後集結為《第二前線:1991年波灣戰爭中的審查和宣傳》(Second Front: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the 1991 Gulf War)一書出版。
    在伊拉克派兵攻佔科威特之後,科威特政府迅速地和偉達公關公司達成協議,由科威特政府成立一個空殼民間團體「自由科威特公民聯盟」(Citizen for a Free Kuait, CFK),然後撥款1,190萬美元給自由科威特公民聯盟,聯盟再將大部分的經費支付給偉達公關。其目的在於透過公關活動影響美國社會輿論,與美國政府的態度,促使美國出兵介入。
    為此,偉達公關做了非常多事情,包括發出新聞稿、製作新聞錄影帶提供給媒體、 聯絡媒體曝光、安排媒體參訪科威特、印製「解放科威特」的T恤跟貼紙、舉辦「為科威特祈禱日」、組織示威遊行、印製一本強調伊拉克暴行的書《強暴科威特》免費散佈(科威特大使館就認購了20萬本),等等。而所謂的「國會人權決策小組」,也只是由兩黨政治人物自行組成的協會,和美國國會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他們這場和偉達公關合作的「聽證會」,並不像真正的聽證會般具備法律效力,因此在當中說謊做偽證也不會犯法受罰。而當初為娜伊拉說法背書的國際特赦組織,也尷尬地發表聲明撤回前一年的報告,並表示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可信的證據,證明伊拉克軍隊將嬰兒由保溫箱中移出造成嬰兒死亡。」這起事件,最終成了政治公關研究的經典案例。[1]

    不存在的邊境大軍

    這起事件,可讓我們能對於「真相」被操控的程度感到吃驚,但在波灣戰爭中的謊言還不僅於此。在伊拉克剛入侵科威特時,美國實際上更擔心的是伊拉克是否會接著攻打沙烏地阿拉伯。這個美國在中東的堅定盟友,以及主要的石油出產國。那時候,美國政府宣稱伊拉克已經在邊界集結了26萬5千名士兵,以及1千5百輛坦克準備攻打沙烏地阿拉伯。為此,美國政府移防了大量軍隊至沙烏地阿拉伯,並以此作為伊拉克野心勃勃威脅區域安全的佐證。
    當時,曾獲得五次普立茲獎提名的《聖彼得堡時報》(St Petersburg Times)記者珍‧海勒(Jean Heller),使用報社經費購買了商業衛星在兩國邊境的空拍照。照片畫質清晰,可清楚看到停放於機場的美軍戰機,但卻沒有看到伊拉克軍隊集結的跡象。她將衛星照片傳給另外兩位軍事專家辨識後,他們也給出了相同的結論:沒有看到軍隊。海勒據此寫成了報導,質疑美國政府的說法。但直到過了一年,波灣戰爭早已結束後,當時的參謀長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才坦承「數字出錯」,實際上並沒有大規模伊拉克軍隊於邊境集結。

    媒體操控:美國政府的進化

    [「重複一次,必須隨時有人跟在新聞媒體代表的身邊。」一份當時流出的五角大廈政策備忘錄中這麼寫著。]
    在波灣戰爭中,美國政府吸取了之前越戰的教訓,強化了媒體控制機制。一般來說,媒體不能自由行動,必須由軍方安排其行程與採訪對象,並事先過濾其報導內容與材料,以確保媒體記者不會「製造麻煩」。為此,美國的公平與正確報導組織(Fairness & Accuracy in Reporting, FAIR)於當年發表了一份波灣戰爭期間媒體操控報告,除了紀錄各主要媒體如何受制於美國政府所提供的單方面消息外,也呈現了媒體記者放棄監督的角色,自甘配合成為政策傳聲筒的現象。報告中紀錄一位記者的說法:「我們已經成為政府的幫手。」「我的角色和政府的承包商其實差不多。」
    在美國政府的精心設計下,美國軍隊的飛彈精準射中軍事目標的畫面不斷地在電視新聞中重複播放。而波灣戰爭在民眾心目中所留下的印象,就是一場精準、乾淨、迅速且低傷亡的正義之戰,一場美國現代化武器的火力展示會。然而,根據後來的一些研究指出,波斯灣戰爭造成大約3500名伊拉克平民直接死亡,更有超過10萬人死於戰爭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例如缺乏乾淨的飲用水等。
    緊接著聯合國安理會對伊拉克採取了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制裁和石油禁運政策,不僅並未動搖伊拉克總統海珊的政權,反而對伊拉克民眾生活造成災難性的打擊。1989年伊拉克人的平均收入為3510美元,到了1996年,只剩下450美元。根據不同組織的研究,至2003年為止,經濟制裁造成大約30至50萬伊拉克人死亡,其中許多兒童死於營養不良或缺乏藥物。
    姑且不論發動波灣戰爭是否為當時最好的作法,至少我們不應對過程中各種影響輿論與決策的謊言、媒體操控、政治公關買單。然而,戰爭往往伴隨著謊言和精巧的宣傳,必須將對手塑造成邪惡魔頭,將自己陣營打造成正義使者,方能取得出兵開火的正當性。發動戰爭真正的動機,也就因此被掩蓋或忽略。2003年,英美聯軍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那出兵前言之鑿鑿,開打後卻屢尋不著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又再度印證了這樣的現象。

    敘利亞,阿勒坡的真與假

    敘利亞內戰是近幾年來最受矚目的國際區域衝突。當中各勢力大致可分為由俄羅斯、伊朗所支持的阿薩德政府;由美國、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等國支持的反抗軍,以及前兩者的共同敵人伊斯蘭國,另外還有蓋達組織分支、庫德族等較小股勢力。
    在這場內戰中,最令人感到疑惑的地方在於,不同陣營對同一事件往往有著不同版本的說法。甚至不同陣營所屬的媒體,其報導內容也經常出入甚多。以2016年12月,敘利亞第一大城阿勒坡(Aleppo)的爭奪戰為例,該戰役最終由政府軍獲勝,擊退反抗軍成功奪回阿勒坡的控制權。在過程中,許多西方媒體均以「屠城」「滅城」等說法報導政府軍的作戰行動。而相反的,俄羅斯官方媒體《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則認為這是一場將人民由恐怖組織中「解放」的戰爭。
    究竟哪種說法為真?事實上,目前在敘利亞反抗軍中的主要勢力為「征服沙姆陣線」(Jabhat Fateh al-Sham),其前身的「努斯拉陣線」(Nusra Front)就是蓋達組織(Al-Qaeda)的分支。而在2016年7月,國際特赦組織發表了一份針對阿勒坡和其他反抗軍統治地區的人權報告。該份報告指出,反抗軍在其統治地區任意綁架、逮捕、使用酷刑,或是殺害平民,使得民眾生活在深深的恐懼當中。反抗軍並控制地方媒體、恐嚇人權活動者,讓他們甚至不敢在社群媒體上批評反抗軍的統治。
    在12月12日,政府軍最後一波攻堅戰中,一些住在東阿勒坡,反抗軍統治區的民眾在社群媒體上留下了「最後告別」的訊息或短片,一時之間引發全球關注。然而,這些「民眾」的身份後來也遭到起底質疑,他們當中許多原本就是活躍的反抗軍支持份子,他們的推特(Tweet)關注人數高達數千至數萬人。其中甚至有人以公民記者自居,經常採訪反抗軍成員。如果說前述國際特赦組織對反抗軍統治手段的報告可信,那麼這些能在社群媒體活躍的「民眾」、「公民記者」和反抗軍之間的關係恐怕並不單純。而他們集體留下「最後告別」訊息的作法也就格外耐人尋味。
    聯合國人權事務辦公室負責人魯珀特‧科維爾(Rupert Colville)於12月13日對外表示,這場攻堅戰造成了82位平民死亡。這數字對於一個人口超過200萬的大城來說,到底是什麼程度上的「屠城」?我們並非要淡化戰爭傷亡,但是因戰爭造成的連帶死傷,和主動、大量地殺害平民,這兩種狀況恐怕不能相提並論。
    事實上,在這場攻堅戰前,政府軍就已經開始疏散東阿勒坡的民眾,以及放棄抵抗的部份反抗軍,試圖降低傷亡。聯合國獨立調查委員會(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則於12月14日的新聞稿中,提到包括「征服沙姆陣線」在內的部份反抗軍,試圖阻止民眾撤離,或是將他們做為人肉盾牌,以增加平民的死傷。前述那些在網路上留下最後告別訊息的「民眾」,在攻堅戰後也都安然無恙,事後也都還能持續更新他們的推特帳號。

    媒體的扭曲與雙重標準

    [「每一方都有他們自己的議程,而敘利亞人民的利益被排到第二、第三、或者根本不在其中。」前聯合國和阿拉伯聯盟駐敘利亞特使拉赫達‧巴西米(Lakhdar Brahimi)在2014年辭職時所言。]
    曾多次獲獎,被譽為當前在伊拉克最優秀的西方記者派翠克‧庫克伯恩(Patrick Cockburn)在〈為什麼你讀到關於敘利亞和伊拉克戰爭的所有事可能都是錯的?〉一文中指出,因為在東阿勒坡等反抗軍所統治區域對記者來說實在太危險了,西方媒體不會派遣記者到這些地方。因此,這些地區的訊息來源高度仰賴當地的活動家或是地方媒體。然而,這些人或組織既然能獲得反抗軍的許可,其立場多半傾向反抗軍、或者本身就是反抗軍的宣傳工具,因此這些訊息的可信度應受質疑。
    派翠克認為,記者跟公眾人物都應該要對所有的訊息抱持合理懷疑。然而問題在於,一方面這些訊息難以查證;另一方面,反抗軍對阿薩德政府的攻擊也符合西方政權的利益與意識形態。而許多西方媒體也往往輕易地接受其對政府的觀點,以至於雙重標準的問題一直存在。他舉例,在敘利亞政府軍於2016年12月底攻堅東阿勒坡的同時,美軍也密集地空襲伊拉克摩蘇爾的伊斯蘭國佔領區域。經過了兩個星期,敘利亞政府軍的攻擊造成了約300名平民死亡,西方媒體報導政府軍「屠殺平民」。但在摩蘇爾,大約有600位名平民死亡,西方媒體則歸咎於伊斯蘭國的反擊和自殺炸彈,並未因此譴責伊拉克和美國軍隊。
    派翠克指出,記者們總是相信,或者散佈阿薩德即將要被推翻的訊息。然而即便是在2011年7月,反對派起義的高峰,根據較為可信的說法,阿薩德仍舊有著30-40%的支持度。事實上,在2014年6月,敘利亞舉辦的總統選舉中,在73.42%的投票率中,阿薩德以88.7%的得票率壓倒性勝選。雖然反抗軍所統治的地區民眾無法參與投票,但仍舊可以顯示出阿薩德政府在敘利亞有著相當程度的民意基礎,這和許多西方媒體所呈現的敘利亞情勢並不相同。[2]

    毒氣攻擊,一場羅生門

    2017年4月4日,敘利亞北部,反抗軍統治下的伊德利卜省(Idlib)汗舍孔鎮 (Khan Sheikhun)爆發了毒氣攻擊事件。目擊者表示,他們在上午6點30左右看到戰機空襲投擲炸彈,爆發出黃色煙霧,而之後街上就開始有人受傷、暈倒嘔吐。
    本次事件隨後被認為是沙林毒氣(Sarin)攻擊,統計約有86人因此死亡,上百人受傷。事發之後,美國、英國、法國紛紛譴責敘利亞阿薩德政府,認為他們違反國際規定,使用化學武器攻擊平民。而敘利亞政府承認轟炸,但否認使用化武攻擊。俄羅斯政府則表示,當天轟炸目標是反抗軍火藥庫,引爆的可能為反抗軍的化學彈藥。當然,反抗軍隨後也否認持有化學武器。即便事件的真相尚不明朗,但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卻在事件發生2天過後,就下令發射了59顆飛彈攻擊敘利亞政府軍的空軍基地,並宣稱該基地藏有化學武器。
    事實上,阿薩德政府在2013年亦曾經被指控使用化學武器攻擊,引發輿論譴責。而後阿薩德政府在各界壓力下,同意加入國際禁止化學武器組織(Organis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並在該組織監督下,銷毀其化武設施跟交出所有庫存的化學武器。禁止化武組織也於2016年1月4日宣佈銷毀了所有阿薩德政府提供的化武。儘管不排除阿薩德政府手上還有化武的可能性,但這些懷疑都需要證據證實。與此同時,反抗軍本身也有嫌疑。在2013年時,聯合國敘利亞問題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卡拉‧德龐特(Carla del Ponte)受訪時表示,雖然還沒有無可抵賴的證據,但就目前所收到的報告和資料來看,她強烈懷疑反抗軍曾經使用過沙林毒氣攻擊。
    對於這整起事件,法新社(AFP)於4月13日專訪了敘利亞總統阿薩德。阿薩德表示,目擊者說該毒氣攻擊發生於上午6時左右,但政府軍的空襲是在中午11時30分,所以兩者之間沒有關聯。況且自從2013年後,敘利亞政府手上已經沒有任何化學武器[3],就算有,他也不會用。如果空軍基地內真有沙林毒氣庫存,在被美軍飛彈襲擊後,週邊地區應該會有大規模災情才對。
    阿薩德強調,當前敘利亞政府軍已經收復許多城市,恐怖份子(他直接稱呼反抗軍為恐怖份子)節節敗退,為什麼要在這時候使用化武?更何況,如果真的使用化武,為何不是攻擊恐怖份子,而是攻擊平民?他也指出,這次遭到攻擊的汗舍孔鎮,是由前蓋達組織分支諾斯拉陣線所統治。關於這次化武攻擊的影像和報導,也都是由他們流出,而這些訊息都還缺乏證據支持,真假難辨。他呼籲,應該要由公正的國際組織對此事件進行調查。

    疑點重重的白宮報告

    為了釋疑,白宮於4月11日提出一份報告,內容指明空襲時間為4月4日上午6時55分,並且明確標出了落彈位置,以及認定阿薩德政府為兇手的原因。然而,究竟目前釋出的這些資訊,可信度有多少?武器議題專家,麻省理工學院科學技術和國家安全政策榮譽教授西奧多‧波斯托(Theodore A. Postol)依據白宮的報告,以及目前所能蒐集到的所有公開資訊,於日前撰寫專文分析,他認為這起毒氣攻擊事件疑點重重,而白宮的報告內容並不可信。
    首先他指出,被視為炸彈坑洞的洞口和一般空襲炸彈爆炸的洞口並不相似,其深度和坑洞擴散狀況,比較像是在平地放置炸彈爆炸。況且,在坑中發現,被視為液態沙林毒氣容器的金屬管呈現壓扁的形狀,而非內部爆炸的碎裂狀。因此他認為,比較可能的情形是,一個額外的炸彈被放置在金屬管上引爆,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而非空投的毒氣炸彈。其次,在4月4日上午10時50分,大約爆炸後四小時,就有一名僅帶著口罩,沒有穿戴任何防護衣的人站在坑洞口旁拍了一張照片,卻並未因此當場中毒身亡。因此西奧多懷疑,這個爆炸坑洞可能不是沙林毒氣的釋放點。
    另外,根據當天氣象和風向資料,沙林毒氣應該會很快地往坑洞口的西北方擴散,一路上數百公尺內的人口稠密區應該會有大量死傷。但在白宮報告中仰賴的地方媒體報導中,並未明確指出這點。他們播放了一些民眾中毒被搶救的短片,但這些畫面缺乏和這個地點連結的證據。而在另外的短片中,大量死傷者被放在一個沿著山壁鑿開的洞中,這個地形景觀並不在這個小鎮當中。因此也有可能,影像紀錄的毒氣襲擊其實發生在另外的地方。
    西奧多認為,白宮所提供的這份報告,採用了大量當地媒體以及YouTube短片的資訊,並非由嚴謹的情報系統所製作,以至於報告內容充滿矛盾。任何一位情報分析師都可以輕易看出爆炸坑洞的問題,而不會拿來當成證據。他強調,白宮發表了一份明顯造假、誤導跟不專業的報告,並依據此報告內容發動攻擊,這是非常嚴重的國安問題。

    看看敘利亞,想想伊拉克

    [學者安妮‧莫雷莉(Anne Morelli)整理了阿瑟‧龐森比(Arthur Ponsonby)於1928年的經典著作《戰爭期間的謊言》(Falsehood in War-Time)中,戰爭宣傳十大手法:[4]
    1.我們不想要戰爭。
    2.戰爭都是由對方發起。
    3.敵人看起來像魔鬼。
    4.我們捍衛著崇高的理念,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5.敵人系統性地殘殺屠戮,而我們則是逼不得已造成傷亡。
    6.敵人使用遭到禁止的武器。
    7.我們遭受的損失微小,敵人則蒙受巨大損失。
    8.藝術家和知識份子都支持我們的行動。
    9.我們的動機神聖。
    10.所有懷疑我們宣傳的人都是叛徒。]
    不論你認為西奧多的質疑以及阿薩德的辯解有多少道理,現階段對於此次毒氣攻擊事件,確實還有諸多疑點需要釐清,也需要有公信力的國際組織介入調查。然而,在真相尚未明朗時,支持反抗軍陣營的各國政府就指控阿薩德政府是兇手,美國則是直接發射飛彈攻擊,似乎很難讓人相信這些舉動沒有其他考量。
    或許對他們而言,真相如何是其次,拉下阿薩德政權才是首要目的。但是輕忽證據,罔顧事實,以人道的大義制裁「壞人」,這樣的戲碼我們難道還不熟悉嗎?從本文一開始提到的1991年波灣戰爭,以及2003年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起的伊拉克戰爭,不都是一再重複的情節嗎?
    人們總是健忘,而主流媒體也樂於描繪正邪對決的劇本(當然,正義的一定是我方)。在4月6日,美國對敘利亞政府空軍基地發射飛彈之後,公平與正確報導組織(FAIR)統計了美國媒體的表現。4月7日五大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今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每日新聞報》總共有18篇相關的分析性文章,但沒有一篇反對川普的決定。其中甚至還有稱讚,或批評美國態度還不夠強硬的文章。
    而在4月11日,FAIR又統計了全美前100大的報紙的相關社論。在這前百大報中,有47篇相關社論,其中39篇支持美國飛彈攻擊,7篇立場模糊,僅有1篇反對,而反對的理由也只是認為空襲需要經過國會的授權程序。在2003年3月18日,美國出兵伊拉克的前2日,FAIR統計了幾個主要新聞網站引述的消息來源,在393個來源裡,只有6%對攻打伊拉克抱持懷疑態度,只有3個明確表示反對戰爭。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主流媒體不論平時是自由派或保守派、親共和黨或民主黨。在這些重大對外戰爭中,他們的立場以及其散佈的訊息,均相當一致地為美國政府護航。而台灣媒體一向依賴美國媒體做為國際新聞的主要來源之一。那麼我們近年來媒體上認識到的敘利亞內戰,以及接受到的資訊,究竟有幾分是真、幾分是假?我們是否不知不覺地接收到許多「戰爭宣傳」,並內化了從美國角度出發的觀點?

    反軍事人道主義,終結敘利亞內戰

    平心而論,阿薩德政府逮捕、打壓、殺害異議分子的行徑,以及其他侵害人權的行為,應受嚴厲譴責,也需要改變。但這並不能合理化「外國勢力」資助國內武裝團體發起政變的作法。內戰之前的敘利亞算不上天堂,但至少人民沒有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如今陷入長期內戰,成千上萬的平民平白死去,數十萬難民被迫遠離家園,這卻是活生生的人間地獄。
    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的法哲學教授科斯塔斯‧杜茲納(Costas Douzinas),在其著作《人權與帝國》(Human Rights and Empire)中批評這種「軍事人道主義」。他認為,以為了當地民眾爭取人權之名發起戰爭、然後讓民眾捲入戰火大量死傷的作法極其荒謬,彷彿人權價值至高無上,犧牲(他人的)生命也無妨。而實際上,這些好聽的說詞經常也只是要掩蓋派系鬥爭、地緣政治和爭奪資源等等發動戰爭的真實目的。況且,阿薩德是經過民主投票,以高支持度當選的總統。即便對敘利亞國內的民主程序有所質疑,但發動武裝政變、或是貿然出兵攻打,道理上恐怕說不過去,也和西方世界一向「標榜」的民主精神相違背。
    近年來這些軍事人道主義的干預,除了使得數十萬平民死亡之外,還造成更多後續的負面效應。2003年英美入侵伊拉克戰爭,間接催生了更加極端激進的伊斯蘭國崛起。2011年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支持下,推翻了利比亞(Libya)長年執政的軍事強人格達費(Minyar al-Gaddai),也沒有為利比亞人民帶來和平與繁榮,反而讓利比亞陷入各武裝團體內戰不休的局面。甚至讓伊斯蘭國趁機控制利比亞東部,發展成為伊斯蘭國在北非的據點,為區域安全埋下不定時炸戰。
    以敘利亞當前的局勢,如果強行出兵打倒阿薩德政權,恐怕其留下的權力真空與領土將會被各武裝勢力瓜分,成為下一個利比亞。又或者必須留下大把軍力駐守維穩,扶持親美政權接管,製造另一個伊拉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要反對美國本次的飛彈攻擊,反對各國繼續資助武裝反抗軍,反對假人權之名的戰爭,反對大國長期以自身利益考量介入與操控第三世界國家的作法。在前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作法不會讓敘利亞人民安居樂業,也不會為世界帶來和平契機。這並非代表支持阿薩德政權,我們不該陷入非此即彼的選擇題。只是,終止內戰,讓民眾能從斷垣殘壁中重建家園,應該是當下最優先的選項,也是最務實的主張。

    [1]這場由政治公關公司成功推動戰爭的故事,在以下兩本繁體中文翻譯書中有較多著墨,有興趣進一步了解的讀者歡迎參考:《有毒污泥愛你好:揭開黑心公關的祕密檔案》、《現代國際政治公關鼻祖:葛雷公司》。
    [2]根據敘利亞最高憲法法院資料,2014年選舉有資格的投票人數將近1千6百萬人,這已經包括了反抗軍控制區域和國外難民的部份。然後總投票人數是1,163萬,阿薩德得票數1,032萬。就算將未投票人數全部算成反對阿薩德,他的支持率仍然高於6成。在有明確證據證明這次投票結果造假之前,阿薩德仍獲得大部分民眾支持的說法應可成立。
    [3]2013年之後,敘利亞政府軍承諾交出和銷毀的化學武器當中不包括氯氣。而根據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的調查,2014和2015年,敘利亞政府軍均曾使用過氯氣攻擊而殃及平民。氯氣雖被視為基礎化學物質而不需銷毀,不過使用氯氣攻擊是被禁止的行為。所以阿薩德說政府軍手中已經沒有「化武」這個說法會有爭議。
    [4]此段出處引用自Falsehood in War-Time 維基百科條目。

  12. 228死難家屬怨:硬插台獨墓碑
    2017年3月1日 旺報 記者李怡芸/台北報導

    二二八事件70年,台灣左統派人士以「戰爭與和平:省思二二八,展望兩岸未來」為題舉行研討會,包括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主席藍博洲及多名學者,攜同二二八事件親歷者家屬,於228這天共同探究二二八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曾健民和彰師大副教授徐秀慧均指出,台灣在戰後受到日本「竭澤而漁」的殖民策略,導致通貨膨脹嚴重,經濟面臨崩潰,造成日後回歸的諸多問題。曾健民引台灣前輩作家、社會運動者楊逵在1947年3月8日於《自由日報》的文章指出,「二二八慘案不是為反抗國民政府或背離祖國,也不是要做哪一國的殖民地」,而只是為了掃除貪汙、舞弊,和今日民進黨營造的二二八形象完全是另一回事。
    學者、《海峽評論》總編輯王曉波也強調:「二二八不是省籍衝突、不是台獨運動,民進黨是拜錯菩薩走錯廟了!真正的『二二八之子』是台盟而不是台獨。」他認為,二二八事件這樣的群眾運動「失控而錯打錯殺自然是有的,但並不應視為省籍衝突」,若一直拿本省、外省人死傷數來比較,並不是解決之道。
    長期訪談二二八親歷者家屬的藍博洲也感慨,分離主義者只是把「台獨」的墓碑插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犧牲者的墓塚上,收割民眾的歷史悲情,而教育政策導致很多犧牲者的後人反而走上烈士的對立面,才是真正的時代悲歌。不過徐秀慧教授指出:「我的一些學生已會自主性去看歷史資料,我們還不用太悲觀。」
    從省思二二八展望兩岸未來,《青春之歌》作者鄭鴻生指出:「中國歷史上經歷大大小小的分裂,但從大脈絡來看終將統一。」在此前題下,他認為兩岸應共同思考的是「台灣人如何再做中國人」,這其實也正是光復初期台灣人所面對的問題,在民主與回歸之間,如何避免戰亂與思維落差的混亂是關鍵。
    藍博洲也呼籲,「長期以來,有關二二八的歷史定性,被部分懷有分離意識的台灣人策略性將其扭曲」;此刻已是兩岸和平或戰爭的關係時刻,有良知的歷史研究者更應還原歷史,讓更多民眾知道二二八的政治要求是「在中國的主權之下爭取台灣的民主、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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